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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亮亮: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將“三農”工作推向新高度

 

  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是指導當前“三農”各項工作的總方針,“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在當前具有突出重要性。

  第一,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是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重要內容。一是,沒有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全國的現代化;二是,現階段,我國發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發展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是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根本之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由之路;三是,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外部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復雜形勢下,做好當前“三農”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性,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才能切實穩住“三農”這個基本盤,才能切實發揮“三農”壓艙石作用,對穩定經濟社會發展大局至關重要。

  第二,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是新時代處理城鄉關系的牛鼻子。全球范圍來看,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在發展過程中,能否科學處理工農城鄉關系將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過程中也必須正確處理工農城鄉關系。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緊緊圍繞“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主線,從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到全面深化各項重大改革,到2018年實現了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8.52%。建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的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過程,本質上是科學探索和重塑工農城鄉關系的實踐過程。成就不言而喻,但是,一方面,從“農村地區大、農民占比高”的基本事實出發,決勝建成全面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忽視農業農村發展意味著兩個“全面”目標將不會“全面”實現;另一方面,當前農業農村發展面臨的矛盾——農產品質量安全得不到保障、農業競爭力低下,農村勞動力外流、產業凋敝、文化不興、村莊空心化以及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日益加劇——要求我們必須重新思考中國工農城鄉關系的問題。

  第三,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是對“重中之重”一貫方針的堅持和創新,是當前階段“重中之重”一貫方針的具體運用。如果說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是我黨“三農”工作的一貫總方針的話,那么當前階段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就是貫徹落實“重中之重”這個總方針的具體實踐。在當前城鄉差距擴大以及部分地區鄉村衰敗的現實背景下,“重中之重”意味著“優先發展”。優先發展是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方位和發展階段下對“重中之重”的新理解、新運用。

  第四,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是當前階段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堅持的基本原則。如果說鄉村振興是新時代解決工農城鄉關系的總戰略、解決“三農”問題的總抓手的話,那么當前階段的鄉村振興就具體表現為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或者說,當前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而“優先”發展的關鍵要義是“抓重點、補短板、強基礎”,以最終實現城鄉融合發展。

  中央一號文件明確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必須把落實‘四個優先’,即在干部配備上優先考慮,在要素配置上優先滿足,在資金投入上優先保障,在公共服務上優先安排作為做好‘三農’工作的頭等大事,這是落實總方針的核心和具體抓手。

  “在干部配備上優先考慮”就要“把優秀干部充實到‘三農’戰線,把精銳力量充實到基層一線,注重選拔熟悉‘三農’工作的干部充實地方各級黨政班子”;

  “在要素配置上優先滿足”,就要在“破除妨礙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體制機制壁壘,改變農村要素單向流出格局,推動資源要素向農村流動”方面下功夫;

  “在資金投入上優先保障”則要求“堅持把農業農村作為財政優先保障領域和金融優先服務領域,公共財政更大力度向‘三農’傾斜,縣域新增貸款主要用于支持鄉村振興。地方政府債券資金要安排一定比例用于支持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村莊基礎設施建設等重點領域。”;

  “在公共服務上優先安排”則需要“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標準統一、制度并軌,實現從形式上的普惠向實質上的公平轉變”。

  檀學文:發揮脫貧攻堅“三農”工作壓艙石作用

  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將脫貧攻堅置于各項工作的首位,雖出乎意料,卻生動體現了這份重要文件應對風險挑戰、發揮“三農”壓艙石作用、完成“三農”領域硬任務的指導思想,對2019年脫貧攻堅工作將會發揮重要指導作用,也可以說脫貧攻堅就是“三農”工作的壓艙石。

  到2018年底,脫貧攻堅戰已經實施三年,脫貧攻堅期過半。在2015年底,全國共有剩余貧困人口5575萬人,平均每年脫貧任務1115萬人。2016年和2017年,已經分別實現脫貧1240萬人和1289萬人,均超過平均任務量120萬人以上,使得2018年以后每年剩余脫貧任務下降為1013萬人。根據國務院扶貧辦的初步數據,2018年實現脫貧的人數依然高于1200萬人,因此接下來兩年里每年脫貧任務只有900萬人。經過三年的努力,我國已經建立了較為完善的脫貧攻堅體制機制,脫貧攻堅成為貧困地區自覺的政治任務,脫貧攻堅人力、物力和社會資源投入極大增加,脫貧模式和經驗得到較多積累,脫貧戶收入水平較高,錯退率及漏評率很低,脫貧攻堅戰總體形勢良好。

  在剩下的兩年時間里,未脫貧的貧困地區和貧困戶需要如期完成脫貧任務,已脫貧的貧困地區和貧困戶需要鞏固脫貧成果。在綜合性的扶貧資源投入極大增加的情況下,不僅打贏脫貧攻堅戰作為底線任務必須完成,而且從總體上來說更需要鞏固已有脫貧成果,提高脫貧質量和成效,進一步增進貧困人口福利,使扶貧投入物有所值。在這個意義上說,脫貧攻堅雖然形勢良好,但是仍然存在若干亟需面對和解決的問題,擇其要者可概括為三個大的方面:

  第一,如何確保剩余貧困人口中的特殊困難群體的如期脫貧

  雖然剩余貧困人口規模已經不大,但是從“全部脫貧”目標要求來說,其中還是有不少難啃的“骨頭”。主要包括:部分深度貧困地區如期脫貧總體上還存在相當大的難度,典型的如云南怒江州;“三保障”領域都還存在一定的短板:義務教育領域,部分地區還存在控輟保學難題;健康領域,部分地區村莊基本醫療衛生條件達標還存在困難;住房領域,少量貧困戶存在因住房安全等級認定、安置方案等分歧而導致住房安全未能解決;易地扶貧搬遷方面,一定程度上存在重搬遷輕后續幫扶問題,以及與之相關的搬與不搬的兩難選擇。

  第二,如何提高扶貧脫貧質量

  國家政策已經認識到脫貧質量的重要性,也就是要確保脫貧結果真實可靠,經得起檢驗,具有持續性。縱觀脫貧攻堅全貌,不僅有脫貧質量問題,還有扶貧質量問題。扶貧質量與脫貧質量各有側重,扶貧質量考察的是扶貧政策措施的脫貧有效性,既關乎扶貧資源的投入產出效率,也關乎實際的脫貧質量。目前,脫貧質量面臨的問題主要在于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家庭收入的持續性問題,既包括未來停止政策支持后的勞動收入的持續性,也包括各類轉移性收入的持續性;另一方面是“三保障”方面的持續性,主要是各類豐厚的補貼未必能持續下去。扶貧質量方面的問題也不少,集中地在扶貧巡視巡查、審計中得到體現,例如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導致的對扶貧資源和效果的侵蝕、扶貧項目本身質量欠佳、扶貧項目對貧困戶帶動弱、扶貧項目進展緩慢及扶貧資金沉淀等。此外,雖然根據精準扶貧要求,已經對貧困戶致貧原因進行了分析,并因戶施策提供了個性化幫扶方案,但是扶貧措施與貧困戶需求的有效匹配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問題,從而導致措施失效。

  第三,如何系統性鞏固脫貧成果

  鞏固脫貧成果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微觀層面上,對各個脫貧戶,尤其是生計狀況仍然比較脆弱的家庭,需要確保其不返貧;二是低收入人口整體層面上,確保其有持續性收入和“三保障”的保障機制。對于“鞏固脫貧成果”,一般都將其理解為到2020年不發生明顯的返貧,脫貧攻堅期內脫貧不脫政策就是這樣一種制度設計。但是顯然,鞏固脫貧成果的任務并不因攻堅期的結束而解除,這個任務是長期的,也是全方位的。

  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從不折不扣完成脫貧攻堅任務、主攻深度貧困地區、著力解決突出問題和鞏固和擴大脫貧攻堅成果四個方面闡述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工作,對上述問題基本上都做出了及時的響應和安排,還提出了全面排查解決影響“兩不愁三保障”實現的突出問題、注重發展長效扶貧產業、加強脫貧監測等有新意的政策舉措。與此同時,我們也認為,不僅鞏固脫貧成果的思路范圍要擴大,脫貧攻堅戰與2020年后有關工作的銜接應得到更多重視,不僅是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戰略的銜接,至少還要包含保障性扶貧機制化、2020年后扶貧戰略轉型等內容。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脫貧攻堅戰的平穩推進和過渡,真正發揮脫貧攻堅在“三農”工作中的壓艙石作用。


文章分類: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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